COTE
2025年7月15日
2025年了，艺术家们为什么还在聊工业革命?
COTE：您为什么会在东方语境下举办一个展览去探讨西方社会流行的公共议题？
谭天：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种族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在国内，却似乎不是一个公众议题。
作为这类公共议题的第三方视角，黄种人可以用“翻译者”的身份来看待世界性的公共议题。
“翻译者”不是创作者，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之内，作为亚洲人，难免作为模仿者去模拟西方的审美。但是作为“翻译”，谁又会去抨击一个翻译呢？
这个展览所讨论的种族议题，在西方显得非常尖锐，但是正是因为“翻译者”的他者视角，在中国的语境下，反而得以展出。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舆论环境没有将“种族”标记为敏感话题的土壤，这样客观讨论种族话题的展览，才得以在国内展出。
COTE：那您觉得我们作为讨论种族议题相对安全的“翻译者”，这种安全感是一种对“翻译者”的尊重，还是忽视呢？
谭天：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从“尊重”和“忽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现象。
你可以理解“黄种人”在种族的议题上没那么尖锐，因为黄种人没有冒犯任何人，所以我们谈论种族议题相对安全。
但是当我们黄种人开始谈论种族议题并以自身视角看待西方公共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拿回了我们的主体性。
COTE: 讨论不是我们所处环境的公共议题，会让您觉得找回了在这个环境中的主体性吗？
谭天：我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一名教师。我在教学的过程中，会更多地告诉同学表达自己想法的方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议题。
这个展览，我希望传递的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我们如何讨论敏感公共议题的方法论。我其实没有必要在一个没有种族问题的社会去讨论种族问题，那我在此地展出一个讨论黑人在白人社会受到压迫的展览，又是为了什么？
我不太喜欢去讲一个具体的议题，因为作为老师，讲得话题越具体，学生所思考的方向就容易与教他们的人越来越相似。
如果把我的创作生涯拉长，就会发现我一直在讨论的都是如何去激发讨论的方法，因为教师的身份不是去教学生应该怎么去做，而是怎么去想。
COTE：您为什么会选取二次工业革命作为您展览的艺术符号呢？
谭天：二次工业革命是一个人类发展历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阶段，《亚特兰大》这个电视剧展现了美国黑人群体的生活，同时探讨了种族、阶级等社会议题。而本次展览的视角正是作为一个“东方翻译”，在我们的社会中将黑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压迫展现出来。
本次展览还是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符号去展现这个展览本身所要讨论的议题。
比如展览现场入门，是一个高为1.5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运送黑奴的船舱内高度；在入门处的屏幕播放着《亚特兰大》无中文字幕的片段；在展览最深处，是我作为翻译在将《亚特兰大》的内容转译为中文的视频记录，如果一个观众既不懂英文，又不懂中文的话，就完全不能理解我所转译的内容是什么。